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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民主、专制及“中国道路”的公共经济学思

来源:本站 发布日期:2017-06-02 点击量:15858

编者按:此文摘取自《中国政协》2015年第11期  《中国人民政协理论研究会会刊》二O一五年第二期。此文仅供阅读学习,尊重作者版权,请勿随意转载。

关于民主、专制及“中国道路”的公共经济学思考

袁义才

    一、引  言
    一般说来,国外政治体制可划分为民主和专制两种基本类型。中国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并不具备民主或专制体制的典型特征,有时被称作“中国道路”、“第三条道路”等。长期以来,政治体制通常伴随着价值评判,特别是在大众媒体和冷战政治之中。对于民主与专制体制,人们倾向于给予先进与落后、神圣与邪恶的差别价值判断,特别是不少人以普世价值的名义,把一人一票式选举民主看作是每一个国家和地区都应该采取的最佳民主形式。近年来发生在中东地区的“茉莉花革命”就是这种思潮的一个体现。
    然而,从公共经济学角度看,民主、专制等不同的政治体制在本质上都是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决策方式,应该不置褒贬地以效率最优为标准作数量化分析和判断。无论民主还是专制体制,都属于一定时期追求效率最优的制度安排,二者只有决策成本大小、决策效率高低、参与决策社会成员多少等情况对比的不同,没有脱离具体历史条件的、抽象的先进与落后之分。与此同时,中国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即所谓“中国道路”,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为特色,对它应该如何认识,它是否属于各种政治休制中的一种竞争性选择,是否有其不可排斥的生存空间,还是属于一种过渡性、权宜性制度安排.这些问题不能轻易做出回答,需要给以理性分析和数量化研究以及进一步的实践观察。
    自美国政治经济学家西摩·马丁·利普塞特在1959年提出社会经济发展与民主化关系的假说以来,关于经济发展与政治体制的相互作用的研究已经相当多。不过,由于经济学家们主要是基于历史数据进行验证分析,并且在研究对象范围、指标选择等方面有较大不同,因而所得出的有关经济发展与民主体制关系的结论往往很不相同,甚至是相互矛盾。萨缪尔·亨廷顿(1998)和罗伯特·巴罗(1996)和尼奥·费格逊(2001)等认为民主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促进经济增长,而普泽沃斯基(1993)等则认为经济增长与民主化的发生并不存在线性关系。至于决定经济发展与政治体制选择内在机制的研究则很少,有的只是一些初步研究。本文从政治体制的效率分析人手,寻找伴随经济社会发展的民主化的内在机制,并结合具体历史条件分析政治体制的选择和演化。有别于被广泛引用的萨缪尔森公共经济理沦,本文应用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工具,以追求效率最优制度安排的分析为基础,围绕不同政治体制是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不同决策方式这一主线展开研究,得出关于民主、专制和“中国道路”的新的理性认识。
    二、政治体制运作效率分析
    政治体制本质上是追求效率最优的制度安排。这里通过对政治体制运作的成本及相应的效率因素分析,以追求政治体制运作效率最优为目标,对政治体制运作效率作深入研究。
    1.关于政治体制运作效率最优的理论分析
    对于任何公共产品的提供,相应的政治体制都要追求效率最优。从公共经济学视角,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劳动产品,可以划分为由私人单位提供的私人产品和由政府所代表公共机构提供的公共产品两大类。不同于经济学家萨缨尔森关于公共产品具有消费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特征的认识,这里应用新制度经济学范式,认为任何一种产品以私人产品、公共产品方式提供分别代表着两种不同的制度安排。在给定条件下,对于任何一种产品,以这两种制度提供的制度绩效将会是不同的,因而应该选择其中效率最优方式提供。进一步分析表明,一种产品作为公共产品提供,一方面因为不需要市场交易,就存在有交易成本节约,同时因为要满足所有社会成员的消费需求,而发生超额供给效率损失;另一方面就是因为政府基于相应政治体制作集中决策,相对于企业作分散决策,可能降低决策的偏差,形成相应的效率贡献。这就是政治体制运作效率。因为把一种或一些产品作为公共产品提供的制度安排属效率最优的制度安排,所以就要求相应的政治体制运作效宰也是最优的。这种政治体制运作效率最优则不仅取决于决策成本大小、降低决策偏差的收益对比,而且与相应的公共经济规模、参与决策社会成员数量密切关联,需要综合起来加以分析。
    2.政治体制运作效率的影响因素分析
    政治体制运作效率可区分为社会成员参与公共产品决策而引发的政治体制运作成本和降低公共产品提供决策偏差损失的效率贡献两部分。社会成员参与公共产品决策而引发的政治体制运作成个只可以划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为政治体制运作固定成本,—部分是政治体制运作可变成本。政治体制运作固定成本是任何社会成员参与公共产品决策都需要支付的成本,与公共产品规模无关,但它存在一个大于零的最低值;政治体制运作可变成本总是与公共产品数量相关联,大体上说,公共产品数量越多,参与公共决策的社会成员数量越大,相应的可变成本也越大。总体来看,公共产品数量越多,参与公共决策的社会成员数量越大,相应的整个政治体制运作成本也越大。
    降低公共产品提供决策偏差损失的效率贡献是指降低政府公共产品决策与社会成员相应需求之间存在的偏差损失所带来的效率贡献。降低公共产品提供决策偏差损失的效率贡献也与参与公共决策的社会成员数量和公共产品数量都密切关联。一方面,可以合理假定,任何一个社会成员参与公共决策都做到了对公共产品需求偏好的充分表露和满足,因此参与公共决策的社会成员数量越大,相应的公共决策偏差越小。在极端情况下,全体社会成员都参与公共产品决策时,公共决策偏差损失为零,相应的降低决策偏差的效率贡献达到极限。另一方面,当公共决策存在偏差时,在给定公共决策偏差程度条件下,公共产品数量越多,偏差损失也就越大。
    归纳起来,政治体制运作效率根本上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公共产品的数量或者规模,另一个是参与公共产品决策的社会成员数量。
    3.关于政治体制运作效率的量化分析
    根据政治体制运作效串的构成因素分析,可以对一定经济社会条件下的政治体制运作效率作进一步的量化分析,在任意给定的具体条件下,如果政治体制运作效率最优,则要求相应的政治体制运作成本极小化,同时降低相应公共产品提供决策偏差的效率贡献极大化。这就意味着针对特定的公共产品规模,选择适当数量的社会成员参与公共产品决策,使得相应的政治体制运作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之和在有效控制之下,与此同时,降低相应公共产品提供决策偏差也做到最好,从而使二者对比结果达到效率最优月标。这就是说,为保证政治体制运作效率最优,并非参与公共产品决策的社会成员数量越少越好,社会成员参与公共产品决策的政治体制运作的成本越小越好,必须结合具体经济社会条件下公共产品的具体规模,选择相应的参与公共产品决策的社会成员最优数量,以保证相应的成本——收益组合为最优。只有这样才可以保障相应的政治体制是追求效率最优的制度安排。
    三、不同政治体制选择的研究
    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公共产品规模不同。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越来越多私人产品成为社会成员普遍消费的产品,将会转化为公共产品,使得公共产品规模不断扩张。瓦格纳法则(Wagner’s  law)表明,当国民收入增长时,财政支出会以更大比例增长。这也就是说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公共产品的数量在不断增大,公共产品规模在不断扩张。如此看来,可以根据具体社会经济条件的不同,以达到政治体制运作效率最优为目标,对政治体制选择作出分析研究,得出对不同政治体制的理性认识。
    1.实行专制体制是一定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理性选择
    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低阶段,公共产品规模较小,政治体制选择就倾向于专制体制。当公共产品规模较小时,并且理论上是从零起步的,而政治体制运作固定成本存在一个不为零的取值,虽然二者取值都会随着公共产品数量增加而增加,但是可以确定存在一个公共产品规模x,在公共产品数量增加到x之前,仅仅政治体制运作固定成本本身就可能接近等于公共产品总值,这时如果要做出有经济意义的制度安排,要达到政治体制运作效率最优,就需要尽可能降低政治体制运作固定成本。如此就必然要求减少参与公共产品决策的社会成员数量,以降低相应的政治体制运作固定成本。当参与公共产品决策的社会成员数量减少到一定程度时,将会使得政治体制运作效串取极大值。由此所形成的由少数社会成员甚至个人参与公共产品提供决策的政治体制,就是专制体制。
    实际上,实行专制体制是人类社会的理性选择。在人类社会的早期发展阶段,人们生产和生活所需要的产品绝大多数都是自绐自足的,只有极少数产品是需要公共部门提供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试图把全体社会成员调动起来,参与规模并不大的公共产品的供给决策,将导致相应政治体制运作成本已经接近甚至大于公共产品总值的问题,将是得不偿失,不是有效的制度安排。如此在这一历史阶段,人类社会的理性选择是并不动员和调动大量社会成员,而是指定少数社会成员甚至个人来做出公共产品提供决策,全体社会成员共同约定遵循其决策。这就是实行专制体制。在这种制度安排下,关于公共产品种类、数量及提供方式的决策只需要在小范围社会成员内确定,在极端情况下由专制者个人(即封建皇帝)直接决定,因而存在有政治体制运作成本的节约;不过,由于公共产品决策只是根据少数人对公共产品的需求偏好做出,决策的偏差损失将相当大,这中间还可能会发生所指定的少数社会成员或个人利用被赋予的负责公共决策特权为自身谋取一定限度的私利问题,这样又将存在公共决策偏差损失。综合分析这两方面因素的作用,将可以得出专制体制的制度绩效,并可能实现效率最优。简言之,在专制体制下,只要所指定团体或个人能够做出较为科学合理的公共产品提供决策,可能出现的政策,偏差损失不大,同时专制者谋取私利的情况并不严重,整体的制度安排就属于有效率的制度安排,就可能实现效率最优。历史上封建专制体制之下所谓“天下为有德者居之”,就包含有这个意思。只要你有“德”,不是太贪婪,不过于奢侈和浪费,并且能做出较为正确的公共决策,就可能成为专制统治者,社会成员会接受你的统治。人类社会所经历的漫长封建社会,所实行的就是这种专制体制。封建社会时期出现过多少才智卓越的名臣良将,为什么他们都忠于这种封建体制,原因就在于这种体制在当时条件下属于效率最优制度安排。
    2.民主体制选择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高阶段,公共产品规模较大,政治体制选择就倾向于民主体制。当公共产品规模较大时,政治体制运作成本随着公共产品数量的增加而增加,降低公共决策偏差的效率贡献也随着公共产品数量的增加而增加,并且这两个变量的这种同向的变动不可能是均衡的、大小一致的。这时,考虑到政治体制运作固定成本不变,可变成本增幅下降,所以能合理地假定政治体制运作成本整体上增幅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假定存在一个公共产品规模Y,在公共产品数量增加到Y之后,伴随着参与公共产品决策社会成员的增加,降低公共决策偏差损失的效率贡献的增量将大于相应的社会成员参与公共产品决策的政治体制运作成水增量;这就要求增加参与公共产品决策的社会成员数量,以进一步提高降低公共决策偏差的效率贡献,进而促使相应的政治体制运作效率取极大值。当这种增加参与公共产品决策的社会成员数量达到某个程度时,将会使得政治体制运作效率最优。由此所形成的让较大规模社会成员参与公共产品提供决策的政治体制就是民主体制。
    现实中民主体制选择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阶段,政府将提供规模较大的公共产品,公共产品的提供决策将更多地涉及社会成员的利益,公共产品决策的任何偏差都将可能带来很大效率损失,从而要求更多的社会成员参与公共产品提供决策,以保证相关决策有较高科学性,偏差损失减少。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参与公共产品决策的社会成员众多,但仍然符合政治体制运作效率取极大值的日标,在整体上属于效率最优的制度安排。如此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阶段,选择民主体制成为政府有效提供公共产品的必然要求。
    3,“中国道路”适应一定经济社会发展阶段
    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达到某种发展水平阶段,公共产品已经有相当大的规模,在政治体制选择上就需要探索“中同道路”或“第二条道路”。“中国道路”是这种政治体制的一种形式。除了上述专制、民主体制所适应的公共产品规模情况之外,这里要考虑公共产品取值C介于X、Y之间的情况。当X<C<Y时,降低公共产品提供决策偏差的效率贡献及政治体制运作的成本都可能比较大,为了使政治体制运作效率取极大值,需要在某一个时点上使二者的取值达到平衡。这就是说,针对某个较大的公共产品供给规模,一方面适当地增加参与公共产品决策的社会成员数量,以便提高降低公共产品提供决策偏差的效串贡献;另一方面又要对参与公共产品决策的社会成员数量给以适当地控制,以降低相应政治体制运作的成本,整体上则要通过这两个方面调整.使政治体制运作效率达到尿优,由此将确定一个适度、合理的参与公共产品提供决策的社会成员数量。现实中这种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政治休制选择,将是在二者之外的“第三条道路”。作为“第二条道路”的政治体制,其参与公共产品决策的社会成员具体数量会因时因地不同,相应地具体形式也将会多样化。这中间“中国道路”可以看作一种具体形式。
    实际上“中国道路”的本质就是人民民主,不像西方国家的所谓“普选”式或“全民”民主,中国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组成部分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正是这种制度安排。在“中国道路”之下;给定数量的社会成员参与公共产品决策的成本不大,而公共产品决策偏差拥失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控制,将使得相应政治体制运作效率能够取极大值,因而从总体上可以使这种政治体制构成追求效率最优的制度安排。如此说,“中国道路”是一定社会发展阶段符合追求效率最优标准的一种政治体制,正因为如此,可以说它是民主、专制之外的一种竞争性选择,具有其不可排斥的生存空间,并不是一种权宜性、过渡性制度安排。
    4.关于超前及滞后的民主化问题分析
    伴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公共产品规模不断扩大,相应地要求更多社会成员参与公共产品提供决策,这体现为民主化进程。不过,如果超越经济社会发展现实过早地实行所谓“普选”式民主体制,就构成了超前民主化;与此同时,如果不能伴随公共产品规模的扩大而扩大社会成员对公共产品决策的参与,就是民主化不足。现实中超前及滞后的民主化虽然可以在一些因素作用下维持运作,但通常都存在较为严重的问题。
    (1)超前民主化将导致政治僵化与社会动荡不安问题
    超前地实行所谓“普选”式民主体制,通常引发要么政治僵化、经济发展缓慢问题,要么是政变频发、社会动荡不安问题。这些都是政治体制选择不当与效率低下的表现。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高的阶段,公共产品规模不大,一般适于山少数或部分社会成员参与公共产品决策的政治体制,它可能是专制体制,也可能是“中国道路”或“第三条道路”。在这样的社会发展阶段,如果超前地实行所谓“普选”式民主体制,虽然在制度上给予广人社会成员参与公共产品决策的权力,但呈由于公共产品规模不大,还没有充分涉及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切身利益,因而并不能真正调动起民众广泛参与政治的积极性,实际上还是只有少数社会成员真正参与公共产品决策。这样政治体制的运作通常会出现两种不同的局面,其一是政治僵化、经济发展缓慢。这种情形下执政集团借助民主体制取得执政地位之后,为保障其执政所带来的特权与私利,倾向利用其执政资源不断巩固其执政地位。虽然公共产品决策需要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不断调整,执政集团却会消极对待,以避免任何可能影响其既得利益,或者动摇其地位的发展与改变。如此在现实中将导致政治僵化、经济发展缓慢问题。当今世界有不少这样的例证,尤其以一些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的人口、地域大国表现较为明显。
    其二是政变频发、社会动荡不安。这种情形下由少数社会成员组成的执政集团虽然暂时取得执政权力,但地位难以稳固。广大社会成员参与政治程度有限,不能为其执政地位背书。于是容易出现别的由少数社会成员组成的利益集团来争夺这种实质可以带来很大特权与利益的政治斗争。这种政治斗争一方面在所谓“普选”式民主体制下是得到制度鼓励的,另一方面又往往是以街头暴力、骚乱等非民主对抗方式和手段来体现的,通常会相当频繁及激烈。现实中就是出现政变频发、社会动荡不安现象。目前在某些中小型发展中国家出现的这类现象就是很好的证明;在一些拉美地区国家,在所谓民主体制下执政党和反对党对抗激烈,大游行、大罢工甚至街头流血冲突频发。在一些东南亚国家,多党制的推行曾经引发了国内战争,各种力量运用武力争取执政权力。在北非、西亚地区,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高情况下引入西方民主体制,少数社会成员组成利益集团争夺执政地位和利益,不惜挑起宗教、族群矛盾,把作为沉默大多数的广大社会成员裹挟进政治斗争中来,使国家陷于激烈动荡之中。在西南非洲一部分国家,民主政权极为脆弱,外部势力的介入或者出现外资支持的雇佣军就可以颠覆政府。所有这些都反映超前地实行民主体制可以引发严重政治问题。
    (2)滞后民主化将难以避免地引发突出的社会不公与腐败问题
    滞后民主化由于不能适时增加参与公共产品决策的社会成员数量,通常引发严重的社会不公问题。在滞后民主化情况下,由于参与公共产品决策的社会成员相对较少,导致公共产品提供决策偏差较大。这种偏差既表现为一部分社会成员有关公共产品的需求得不到满足,又表现为另一部分社会成员因参与公共产品次策而使得相关决策偏向自身,从而取得了较多利益。这样的情形持续就必然会形成越来越突出的社会不公问题。
    滞后民主化还表现为极少数社会成员在把持公共产品决策权力时过分谋取私利所形成的腐败问题。当社会发展促使更多产品应以公共产品方式提供时,作为掌握公共产品决策权力的少数社会成员,特别是其中的一些官员,因为享有较多的、利益较大的公共决策权,难以避免地就在行使决策权力时过多偏向其自身或小团体私利。这一情形深入发展并表现突出时就构成严重的腐败问题。
    四、几点结论
    1.民主化进程取决于公共经济发展
    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将导致公共产品规模的不断扩大,相应地要求参与公共产品决策的社会成员不断增多,这就是民主化过程。根据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特别是不同的公共产品规模,合理地确定参与公共产品决策的社会成员数量,进而选择不同的政治体制,使得相应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决策的制度安排达到效率最优。这就是民主化取决于公共经济发展的体现。
    2.不同的政治体制的选择都是追求效率最优的政治体制选择的结果
    不同的政治体制,表面上看是共有不同的鲜明政治特色,但实质上只是在影响政府公共产品决策方式上各有特点,都是适用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追求效率最优的制度安排。
    民主和专制实质上是分别让大多数社会成员与少数社会成员,参与公共决策的制度安排。大体上可以说,在公共产品规模较小的历史阶段,专制体制可以节约决策成本,又有降低公共产品提供决策偏差的效率贡献,因而构成效率最优的制度安排;在公共产品规模较大的历史阶段,民主体制可以取得较高的公共产品决策科学性,偏差损失相对较小,虽然决策成本较大,但总体上也可以构成效率最优的制度安排。
    既然民主和专制体制是与之相适应的不同公共产品规模及社会发展阶段的效率最优制度安排,因此不排斥适应其它具体公共产品规模及社会发展阶段的其它政治体制的存在,并且也同样可以是一种效率最优制度安排。这就是说,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政治体制并非一定要以所谓专制或民主来划分,这里不存在非此即彼的问题,可以有“中国道路”或“第三条道路”竞争性选择。如此说,“中国道路”是一定社会发展阶段符合追求效率最优标准的一种政治体制,而且显然不是一种权宜性、过渡性制度安排。
    3.尚待研究的问题
    (1)如何分析公共产品规模
    公共产品是指由政府提供比私人单位提供更有效率的那些为广大社会成员所需要的产品。如何分析一定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公共产品规模呢?它主要取决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但又不能简单地认定它会与GDP成正比,实际上人均GDP应该还关系更紧密一些;而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地区发展差距显然对一个国家或地区公共产品规模存在影响;地理环境、文化习俗等当然也会影响一个国家或地区公共产品结构乃至规模;而政府本质上是提供公共产品的机构,其自身运转状况也将影响公共产品规模:如此看来,分析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合理公共产品规模,需要对包括GDP在内多个影响因素的综合研究,不能仅参照一两个相关指标轻易得出结论。
    (2)民主体制的有效形式是什么
    从理论上说,民主体制是指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参与公共产品决策的制度安排,专制体制是指个别社会成员独占公共产品决策权的政治体制,不过现实中政治体制却不是抽象的,而是需要具体形式的。既然如此,那民主体制的有效形式是什么?
    不难看出,无论是西方发达同家的民主体制还是某些发展中甚至不发达国家采用的所谓“普选”式民主体制,都还不是真正的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参与公共产品决策的民主体制。当今世界所广泛采用的所谓“一人一票”的民主选举方式有效吗?它曾经促成了美、日等发达国家比较有效的民主体制,但也曾经引发很多亚非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缓慢、社会动荡等问题,甚至曾经产生过德、意等不少独裁统治体制,因此这种选举民主显然不能简单地就看作民主体制的有效形式。何况,仅仅从选举投票率这一个指标上看,还没有出现真正做到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参与的民主体制。如此实际上可以说,当今世界一些国家的民主体制还都不是真正的民主体制,或者换个角度看,很多国家的政治体制,如美国、欧洲国家及日本等国的政治体制,都如同“中国道路”所体现的政治体制一样,都只是依靠部分而非全体社会成员对公共产品决策的参与以争取政治体制运作效率最优,都是对民主体制的有效形式的种种探索。人类社会理想的民主体制有效形式仍然处于探索之中。
    (3)“中国道路”不断民主化的路径是什么
    随着公共产品规模的不断扩张,民主化将不断推进,“中国道路”相应地必将发生演变。如此“中国道路”的民主化路径具体怎么样?从理论上说,这种民主化路径应该循着增加参与公共产品决策的社会成员数量、降低政府的公共,“品决策成本、减少公共产品决策偏差等几方面前进。这将有一个不断积累问题、不断调整相应的制度安排的过程。因此,不应该认为被新体制取代或发生革命性体制变革才是“中国道路”向着民主体制演进的唯一路径和中国社会民主化的唯一选择。实际上中国在通过不断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从各层次各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扩大社会成员对公共产品决策的参与。具体说束,各种政务公开、信息公开、政策法规出台前公示制度,都将提高社会成员对政府公共决策参与度,有利于改进政府决策质量;严厉打击官僚主义和腐败行为等系列具体动作都有利于降低政府公共产品决策的偏差,都屑于民主化的表现。当然,上述这些举措的作用到底有多人,是否属于民主化的根本路径,还有待研究。    
 (作者:深圳市社会科学院公共管理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经济学博士,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访问学者)  (责编:霍  赫)
参考文献:
    [1] [美]保罗·A·萨缪尔森等:《经济学》(第12版),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年版。
    [2] [美]R·科斯、A·阿尔钦、D·诺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3] [美]西摩·马丁·李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8页。
    [4] [美] 塞撂尔·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7l页。
    [5] 袁义才:《公共经济学新论》,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
    [6] 袁义才:“民主、专制与政府职能的公共阐释”,载《市场经济下的政府职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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